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的企业家总是十分虔诚地学习和实践着西方管理思想，现在，我们脱口而出的MBO、ERM、OEM这些西方管理名词已经达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程度。当这些西方管理思想逐渐成为我们管理界的时尚时，我们管理好坏的标准亦如企业认证体系一样被全面西化：即“中国管理落后，西方管理先进。”有了这种观念，我们对西方管理的态度逐步由虔诚转向盲从，而对中国自身的本土管理却以经验而一言蔽之。并由此推断，凡是成功的企业就是西方管理理论运用的好，凡是失败的企业就是西方管理理论运用的不好。然而，当这些观念被传媒反复传唱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的经营权被股权化、我们的同胞被工具化、我们的市场被舞台化、我们的资源被日渐枯化，我们整个民族正被奴化。今天，在这种这样的现实面前，对那些华丽的西方理论外衣，如果我们用一个小孩的眼光来审视，那就是皇帝的新装呢。
中国企业管理本土化近来已经在管理界引起争论。这些争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传统儒家思想、西方科学主义、当代马列主义这三者的优劣、主次、融合之争。其中以杜维明、蒋庆的儒学当代化、经济界何为儒商和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最为引人注目。道可道，非常道，大道相通。因为非常道，所以对于这些理论的真伪很难找到一个可咨的标准，又因为大道相通，所以各家之言自有各家道理。理论是实践的代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些争论已经反映出理论界正在反思：我们该站在天上说话还是站在地上说话？是用自己的话说还是用别人的话说？是为自己说话还是为别人说话？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总之，这是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界回归自我、走向合理的征兆。
作为企业管理的实践者，我们认为“道出自然”。自然就是实践。所以理论是要服从实践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管理所走过的路可以用道教里讲的三个境界来概括：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即由对自己管理的自信到自卑，然后转而对西方管理的肯定到盲从，最后回归到对自己管理的自信。本土管理现在说自成体系是言过其实，但总结中国成功的企业的管理，其中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管得合理，合理的管。道理说起来简单，但这个简单里面包涵着无尽的复杂。要认清中国本土管理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我们就要站在哲学的高度，深入文化底蕴，方能看清看透。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结晶，是一切文化的源泉。文化是什么，文化其实就是理念化的行为习惯。文化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我们是做企业的，管人是第一要务。如果忽略了人的文化，那我们就很难成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变革，其实是一个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破立过程。从大清国的洋务运动到爱国学生的五四运动，从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到共产党的新民主运动，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改革，在这些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运动中，传统儒家思想、西方自由思想、马列毛邓主义不断博弈，结果不是谁输谁赢，而是相互对立而又交融。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传统儒家、马列毛邓、西方资本主义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多元文化局面。其中儒家文化是已经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东西，主要存在道德伦理领域，虽弱但深，它是底蕴文化；马列毛邓主义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它既是强势文化也是招牌文化；资本主义主要存在经济领域，它是流行文化。三种文化在不同重领域各有侧重，而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活动涉及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确定自己的经营哲学时，不能单纯的以某种文化为基础，而是要针对其不同领域择其善而用之。比如在处理政企关系时，我们应当以马列主义为主导，在处理人企关系时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处理企企关系时，要以西方竞争主义为指导。
这三种文化在中国并非各守其位，而是相通相碰。相通即为共识，相碰即为矛盾。我们要从共识中寻找基本的哲学观点，守之为道；然后正视矛盾，在处理矛盾中将道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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