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辉煌的背后，我们一直有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前对这一目标的内部威胁来自以中国西部为代表的农村地区和台湾海峡为标志的台湾岛局势，外部威胁则来自以石油价格飞涨为代表的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高企。
宏观调控无非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给增长过快的经济降温，另一种则是给疲弱的经济提供增长的动力。目的还是可持续发展。目前的宏观调控则受到了两面夹击。一方面要把增长过快的行业其温度降下来，另一方面则要把增长缓慢的行业和农村地区提上去。差别宏观调控政策还从来没有实行过，在这种微妙的时刻又不敢贸然推出。宏观调控之痛痛在寻找那个微妙的点上，痛在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按照一个经济体正常发展的常理，必然存在经济周期，古有封建王朝的兴衰，今有10年一度的经济繁荣与衰退。在经济增长一段时间以后，必须有一次象模象样的调整，我们希望这种调整是软着陆，为此，不惜调整统计数据的基准，甚至是数据本身。可是，经济的调整依然是它的调整，它不会欺骗自己。
在金融市场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产业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通过它来调整整个经济的时候，我们毅然选择了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虽然受到各方的质疑，却是行之有效的，过热被一时控制住了；最近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又报告了农村的大好形势，农民收入实现了多年未有的两位数增长。热的冷下去，冷的热起来，但愿它们能在适中的微妙点上会师。
有人认为，既然我们需要城市化和农业需要机械化，为什么又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回家种田？在部分行业过热和种粮难以获得收益的条件下，我们看到了大批农民工进入城里打工，粮食产量下降，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我们希望中国的农民都过上好日子，但农民城市化和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首先要保证这个社会的稳定，才能谈及农民生活的城市化和农业机械化，才能保证对台独分子的震慑，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也许就是宏观调控最深层次的目标。
如果说，我们20多年改革有哪些遗憾，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而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广袤的西部地区近十几年来来的低速发展已经让我们难以承受。农村发展滞后已经构成了对整个经济的威胁，威胁着中国的稳定。
在城市经济中很多行业过热的时候，宏观调控不得不降温，而对于农村的发展来说，也许几十年也不可能提出要防止农村经济过热的问题。如果农村的发展问题得以解决，中国经济的强大自然会对台湾问题构成强大压力，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也自然会落入中国的手中。
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之痛表面上或者说近期阶段表现在是用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上，长期之痛或者说是根本之痛则是痛在农村的发展上。
企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