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持续升温的房产热中，广西北海市银滩风景区的那些造价高昂、却一度被用来饲养猪羊的别墅群似乎就要告别长达十年的噩梦。为了使这些沉寂十年之久的烂尾楼焕发新的生机，当地政府可谓穷尽了心力。
十二年前，这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城市，曾产生过一场疯狂的房地产开发热，与海南省的海口、广东省的惠州成为全国房地产业的三大热点。然而，随着中央紧缩银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北海的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留下了满目疮痍的烂尾楼。银行相应积压了大量呆坏账，现在仍没有完全消化掉。
海南省海口市和广东省惠州市也经历了与北海同样的梦魇。十年前的那场房地产热给三地发展留下的创痛，至今难以愈合。
2003年下半年，面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中央政府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宏观调控。
中央政府有足够的理由实施新一轮的宏观调控。200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高的增长率。2004年1至2月份，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到53%。投资过剩的问题在几个行业中极为严重，有中央高层官员惊呼为“天文数字”。以钢铁为例，在河北唐山仅“国家承认的钢铁厂”就有56个，且目标都是年产500万吨。而据研究者称,在国外年产500万吨的钢铁企业只有40个。在汽车行业，据说仅浙江一个省就有40多个民营企业在进行汽车方面的投资。这些被认为是宏观经济过热的有力证据。
200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表明，此次宏观调控，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成效。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似乎让许多认为中国经济过热的人松了口气：GDP增长9.7%，消费价格上涨3.6%，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这与前期相比，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在为这些成绩欢欣鼓舞的同时，面对各地被叫停项目闲置的土地、厂房和设备，人们不免又起了与面对北海等地的烂尾楼时同样的忧思：如何为宏观调控善后？谁来为宏观调控付出的成本埋单？这一严峻的课题正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
况且，与以往历次宏观调控不同的是，此番宏观调控被调控领域的投资主体呈多元化态势，民营企业更是其中的主角。
经济学界对宏观调控中民企和银行“受伤”的担心也不绝于耳。到底谁应该对被停建和缓建的项目负责？如何避免银行新一轮呆坏账的产生？
四次宏观调控之鉴
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共有五次。前四次宏观调控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都积淀了一些问题。回顾前四次宏观调控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对本次宏观调控善后问题的担心并不多余。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杨启先教授亲身经历了全部五次宏观调控，并参与了部分政策的制定。在接受《法人》采访时，杨启先教授回忆了前几次宏观调控的情况。
前两次宏观调控都发生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时期。发生在1979到1980年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当时的“洋跃进”之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要适度发展经济，认为‘洋跃进’有些不切实际，规划太大，因此许多项目被压下，”杨启先说：“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项目被压也没有造成太大的问题。”
随后，1984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这是中国首次提出要实行商品经济。一时间全国上下热情高涨，鼓足干劲发展经济。银行随之大力提高信贷规模，有的银行甚至用牛车拉着钱送到企业去。于是，在1985年中国出现经济过热。
1986年到1987年，中央开始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由于此次调控平稳、缓慢、适度，政府没有在善后上费太大心力。
1988年开始，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潜力得到大力释放，中国经济随之风起云涌。到年中，通货膨胀就超过了两位数，而且通货膨胀率与储蓄利率出现了倒挂。同时随着大多数商品价格的放开，使得物价飞涨，八到九月份更是出现了全国性大规模抢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了第三次宏观调控。
这次宏观调控通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控制银行贷款、大幅提高存款利率并推出保值储蓄的手段，终于在1990年平抑了物价。此次宏观调控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采取了非常多的行政性手段，如下发指令性文件、派检查组下去严禁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开工、严格控制银行贷款等。
在杨启先看来，这次宏观调控力度过大。中国经济为之付出的成本是随后连续三年的经济低速增长、劳动失业率大幅上升和商品的大量积压。严格控制贷款也使得许多工厂资金运转不灵，拖欠问题严重和多角债大量增加，社会诚信大幅降低。这次调控也被称为是“硬着陆”。
1993年到1996年的第四次宏观调控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在于其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打破了人们发展经济的思想上的顾虑。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阶段。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又出现严重过热，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两位数。下半年中央即开始宏观调控。
这次宏观调控被认为较多地使用了金融财政等经济手段，开始利用税收、利息等工具来进行调控。行政手段运用相对较少。但是，在评价此次宏观调控时，人们仍普遍认为力度比较大。由于采用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时间过长，导致了自1997年开始的连续六、七年的通货紧缩。经过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2003年局面才得到扭转。
第四次宏观调控中，受冲击最大的是房地产业。前文所述北海、海南、惠州等地的大量的烂尾楼就出现在这次宏观调控当中。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导致的这些烂尾楼至今仍是当地政府心口巨大的痛楚。而直到现在当地政府处置这些烂尾楼的每一个动作，也都是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烂尾楼的大量出现也使得银行不良贷款大量增加，国家金融风险增大。如何处置这些不良贷款，也一直困扰着急于上市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通观前四次宏观调控，《法人》记者接触到的多位经济学家都表示，国家在宏观调控的善后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具体的办法。由于前几次宏观调控被调控项目多为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也就承担起了宏观调控的成本。同时不良贷款积压到银行形成银行的呆坏账，最终可能只有中央财政为此埋单。中国经济也就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在目前进行的第五次宏观调控中，事情发生了变化。与以往受到冲击的多为国有企业不同，这次宏观调控虽然难言是针对民营企业，但民营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广为人知的铁本事件和新疆天基钢铁公司的遭遇就是例证。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和教训，人们当然不愿看到本轮宏观调控过后，再留下几个北海。
谁来埋单？
与以往不同，此次宏观调控，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工业行业首当其冲，成为被调控的对象。
重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一直是国有企业的天下，民营企业在这方面鲜有作为。新一届政府走马上任以来，出台了种种释放民营资本投资的政策。有着浓重重工业情结，期盼早日摆脱边缘化身份的民营企业家们，纷纷进军钢铁、水泥、电力、电解铝等重工业行业领域。
在掀起了一个投资热潮后，没有料到的是，迎接他们的是兜头一盆冷水。闲置的厂房和设备也就成了他们难以承受之痛。
面对宏观调控可能给民营企业带来的伤害，多数经济学家都只能表示同情。在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博士看来，此次宏观调控中民营企业受到的损失，恐怕还是要民营企业自己消化解决，国家不可能有救济或补偿的措施。
可能是对上次宏观调控遗留的不良资产还心有余悸，金融风险吸引了更多人忧虑的目光。
2004年8月17日，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发表了一份题为《当前投资领域的七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一些行业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率不高，银行信贷的支持力度较大，从而形成了一批高负债项目，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宏观调控中要防止信用链条断裂引发新的金融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不良资产：宏观调控中的杞忧？》一文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心。这种担心来自于他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和不良资产的形成密集时期往往是经济的大起大落时期的判断。
“在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严重依赖银行的格局没有明显改变的前提下，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宏观调控中产生的成本，最终在相当程度上还会由银行来承担，这可能就会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的回升，”巴曙松指出：“特别是考虑到此次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有相当比率是投放到投资迂回程度提高的重工业行业，有相当比率是投放到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行业。”
那么如何才能防止新一轮呆坏账的产生？多数经济学家指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将停建缓建项目的资产盘活。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也应该是最好的救济之途。
盘活的一个大好机遇就是国家投融资体制的改革。7月26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此次改革中，为多方所诟病的投资审批制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核准制和备案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看来，这正是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退场，市场手段入场”的首要条件。
“对于被调控行业的在建项目，国家不应‘一刀切’地叫停，投资体制改革后，只要符合新的规范的项目，应当允许其发展。”张文魁指出。
在接受《法人》采访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教授贺力平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表示，对于这次宏观调控中被停建或缓建的项目，在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后应该分两种情况分别加以盘活。
“有些项目自身尚有生命力，只是其生命力被行政审批耽误了，但仍有发展的潜力，对于这样的项目，以企业为主的各方应针对企业具体情况继续探讨存活的方式，”贺卫平指出：“这部分呆坏账就是特殊的呆坏账，只是暂时性的呆坏账。”
他认为，对于那些本身经济基础弱，又在宏观调控当中被叫停的项目，应该走市场化的方式，加强自身信息在行业内的流动，寻找挽救的机会，可以寻求行业内实力较强的企业通过灵活的方式对其进行重组，尽最大可能盘活资产。
“在这里，政府也应该面向市场，在提供信息等方面有所作为。”贺力平补充说。
而尽可能“完美”善后的根本前提，当然就是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
市场手段取代行政手段
中央政府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8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加快处理历史遗留的金融风险问题，积极防范和化解新的风险。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停建、缓建项目的贷款，要认真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亮红灯’，而不是‘踩刹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向《法人》指出。
而张文魁认为 “行政手段退场，市场手段入场”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方面，经过半年多的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大幅回落。作为应急的手段，行政手段已经完成了使命，经济杠杆作为正常的持续的手段理应取而代之。另一个条件，就是前文所述投资体制改革提供的机遇。
巴曙松、赵晓、钟伟等三位博士日前撰文指出，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重点，应当是针对导致此次经济过热的体制缺陷进行市场化的体制改革，这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现有的宏观调控成果，为行政型调控措施的退出提供体制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为下一步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新的体制基础。
三位博士的分析发现，此次宏观调控中被认为投资过热的行业就是利润增长最快的行业。在他们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些行业同时是国有垄断行业或者资源短缺行业。因此，抑制过热的治本之策是对各种所有制的资本打开准入的大门，摊薄垄断利润，打破行业垄断，将抑制短期投资高企和打开市场准入结合起来。一些强化审批、限制供给的措施只能治标，一旦这些行业在调控中稍微放松，投资热仍可能再度复燃。
对于迫不得已时实行的行政手段，贺力平认为也应该规则化，尽可能避免“一刀切”。“应该建立坏账处理的责任制，从立项到审批和发放贷款都要加以规范，并落实具体责任。”贺力平向《法人》指出。
据标准普尔信用评级估计，中国内地银行2003年底的不良资产约占其银行体系总贷款的40%。标准普尔同时指出，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放缓将可能导致较多的不良贷款出现。
面对宏观调控中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从长远看，巴曙松在接受《法人》采访时认为，应该提高商业银行进行行业研究和风险管理的水平及能力。同时，应该改变中国的间接融资型的金融结构，增加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比例，分担银行体系的风险。
“宏观调控应该回归到参数调控和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上来。”赵晓指出。而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
民营企业家自己也在进行总结。“民营企业家自己在投资时要具有战略眼光，把目光放长远，对于一些过热行业不应一拥而上，而应该着力上一些科技含量高的项目。” 浸淫钢铁行业多年的烟台振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振平对《法人》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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