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央行的部署，四川、山西、陕西、贵州四省在年内将进行民间资本的信贷试点，一种完全由民间资本构成的“只贷不存”金融机构将在四省部分农村地区进行。“试点工作真正展开在今年年底。”有参与此事的内部人士表示。
有学者认为，央行此次在四省农村进行民间资本放贷试点，事实上给予了民间借贷这种“草根金融”一个合法身份。但就目前农村金融体制和运行状况的复杂性而言，此次四省试点的效果还有待实际的检验。
试点年底推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透露，此次试点的具体政策措施央行和银监会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当中。
据了解，民间资本面向农村放贷的试点工作在央行内部酝酿已久。作为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项工作早在半年之前就已列入央行工作计划。
按照央行已确定的试点实施框架，由民间资本成立的贷款组织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贷不存”。而股东最多不能超过5个，同时在不违反《高利贷法》的情况下，民间贷款组织的资本金、贷款利率并没有受到特别限制。
作为四个试点省份之一的四川省，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此前数月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试点工作的准备。该行金融稳定处负责试点推进工作，而货币信贷处等其他部门则协同参与。
参与此次试点推进工作的成都分行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目前已就试点的初步实施方案向四川省政府和总行进行了上报，目前正在等待批复。据介绍，由于实施试点的四个省份经济特点、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各有不同，在民间资本放贷试点的政策和具体实施细则方面不会搞“一刀切”。在总行确定的试点政策范围内，四省央行各分行将根据所在地区的特点，制定具体试点实施细则。
正名“草根金融”
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在央行决定进行民间资本放贷试点之前，民间借贷就已在包括四个试点省份在内的各地农村大量存在，而且在农村金融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四川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曾在去年开展了对四川省农户金融供求现状及影响状况的实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农户获得资金的方式是依靠民间借贷。接受过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的农户仅占被调查农户的22%。
而据中国人民银行四川遂宁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测算，截至今年3月末，该市民间借贷总额已达到12亿元，其中涉农民间借贷资金达到近4亿元，占到该地区来自各渠道的涉农资金借贷总额的70%以上。
四川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经所”)在这次调查中了解，贷款额小、使用期短、缺乏抵押能力是农村金融的典型特征。而这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难以适应的，特别是在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正规渠道的金融供给将进一步偏向城市，与普通农户短期、小额为主的金融需求产生了严重的错位矛盾。
“这种错位的情况在中西部农村是大量存在的，”组织此次调查的四川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郭晓鸣表示，“正是这种错位，使得民间借贷这种‘草根金融’事实上已成为农村金融的重要力量，但一直没有获得合法地位。这在很大程度影响了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在他看来，央行此次在四省农村进行民间资本放贷试点，“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这事实上是对民间金融作用的肯定，给予了民间借贷一个合法身份。”
绩效之辨
虽然距离四省试点开始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民间借贷合法化的试点仍引起不少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制度设计和实施效果方面。
按照央行的规定，在试点民间资本的股东方最多不能超过5人，业务是“只贷不存”。央行对此的解释是，避免出现非法集资，扰乱金融秩序。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周晓明博士认为，如果在试点之初，没有制定出一套完善规范的实施细则，“非法集资”的情况不仅会在业务后端出现，甚至可能在刚开始的环节就会出现。“比如在股东组成这个环节上，如果没有有效的审查和验资制度，就完全有可能出现股东非法集资增加注册资金的情况。”而央行成都分行的内部人士也坦承，有关实施细则的制度设计是否得当，确将关乎试点的成败。
此外，央行还表示，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商业性贷款组织，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在农村金融中引入竞争性服务手段。
但这一制度目标能否实现，观察界也有不同的预期。郭晓鸣认为，从资本逐利的本性而言，民资的贷款组织在参与面对农村放贷时，很难将借贷资本投向利润少但农户急需的短期小额贷款，而是更愿投向利润更高的农村内部二、三产业以及具有高附加值的种植业领域。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对实际实施效果抱以良好预期。
而周晓明对此保持乐观，她表示，从现实情况看，普通农户的短期、小额贷款需求在中西部农村广泛而大量存在，“在风险性并不太高的情况下，资本不会拒绝‘积沙成塔’带来的这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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