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重庆市；二元经济；转换
二元经济理论最早由美国黑人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他研究了不发达经济的发展过程，指出不发达经济是由两个部门，即传统农业部门（主要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和现代工业部门组成。农业部门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效益低，而现代工业部门生产规模大，所使用的生产和管理技术较先进，效益高.刘易斯认为不发达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是通过现代部门的扩张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使异质的二元结构向同质的一元结构转换的过程。之后，费景汗和拉尼斯发展了刘易斯的理论，认为现代部门扩张的同时必须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同步。从重庆市的现状来看存在典型二元经济现象：2000年农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53.4%①，全市中既有相当比重的传统农业部门又有规模不小的现代工业部门。二元经济现象的存在表明重庆市总体经济水平较低。党中央在“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重庆市如果任由二元经济现象存在，不设法将之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经济结构，那么它将导致整个经济结构扭曲，不利于重庆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无法实现。因此，探索重庆市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方式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刘易斯-费-拉尼斯的理论则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重庆二元经济结构现状特征
从历史上看，解放前重庆市的工业就有了一定的发展，解放后一方面在“三线”建设时期，由于行政因素移置了大批工业，奠定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全国综合性工业基地的基础，机械、化工、冶金、食品和纺织工业实力较强，交通机械、仪器仪表、通用机械和常规兵器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重庆市地缘辽阔，广大的丘陵山区存在大量的传统农业经济，改革开放后传统农业经济虽然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现象并没有消失，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比全国平均水平更突出。
1．从三次产业结构看，传统农业占有较大比重，其发展滞后于全国水平
（1）从产值结构看，重庆传统农业在全市GDP中所占比重大，且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重庆市农业产值比重为36.8%，高于全国8.7个百分点，到了1995年时重庆农业产值比重为25.9%，仍高于全国5.4个百分点，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重庆农业产值比重下降较慢，始终高于全国5—8个百分点。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讲，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农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其相对规模应缩小、产值比重应下降，比如同是直辖市的上海，2000年时农业产值比重仅为1.8%。重庆在1997年升为直辖市后，农业产值比重才较快与全国水平接近，2001年时只高出全国1.47个百分点，但自身比重仍高达15.23%。
（2）从就业结构来看，农业的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在全部就业人员中比重大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就业人员在农业部门的1978年占77.1%，比全国高6.6个百分点，1997年占57.2%，比全国高7.3个百分点，2000年占53.4%，仍比全国高3.3个百分点。这表明改革二十年后，重庆仍有一半的就业人员在农业部门，经济的二元性相当突出。从1978年到1997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为年均1.5% ，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转移速度为年均1.7% ，直辖后重庆虽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从1997年到2000年，重庆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降低了3.8个百分点，转移速度为年均2.3% ，但是农业劳动人员比重仍很高
2．从消费结构看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从改革开放到今天，重庆农村居民人均家庭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全国水平，因此，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相对全国来说要大些。（见表）重庆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1985年2.51：1（同期全国为1.86：1），1999年重庆城乡收入差距为3.21：1，2001年重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41：1（全国为2.9：1）。重庆城乡收入差距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有扩大趋势。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指出，根据三十六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大多数国家这一比率为1.5或更低一些。当城乡之间总体上发展极不平衡时，必然造成二元经济结构下一系列独特的农村社会问题。
（2）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大。恩格尔定律表明：在居民消费总支出中，用于食物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比例和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农村居民由于收入水平低，总支出中用于食物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份额就比较大，而用于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比例相对较小，恩格尔系数较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总支出中用于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比例相对较大，用于食物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份额就比较小，恩格尔系数较低。从重庆市城乡恩格尔系数来看，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以食物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为主，城镇居民消费以舒适品和奢侈品为主。相比之下，全国城乡平均消费水平差距还不太明显。附全国-重庆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3．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差距大
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当二者差异较大时表明存在严重二元结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农业产值比重与农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比率，它表明每1%的人口所创造的产值情况。
从时序上看，改革二十年，重庆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这个过程有起伏。20世纪80年代，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非常大，进入九十年代后，96年到97年有缩小趋势，98年、99年又有扩大趋势，2000年时又缩小，这说明重庆二元结构转换很不稳定。从全国来看，八十年代时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在2以下，九十年代后，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差距很平稳，变化不大，呈现出全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化刚性反映②。
二．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缓慢的原因
1．经济结构发展过程中的二元性
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在自身的演化过程中应顺次经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但重庆是在建国后行政力量的作用下，在本地区尚无充分准备，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的情况下开始的工业化历程，其方式是通过行政手段移植大机器工业。这些移植型企业既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摧毁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也不容易与土生土长的自然经济相融合，因此经济结构明显呈现二元结构：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另一方面是重工业、先进的高技术产业，但缺乏处于中间演化阶段的加工业和轻工业。表现出城市工业与农村经济 的关联度不强。一般地，在工业行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与农村经济的关联度相对最高。重庆2000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轻工业所占比重仅为34.3%，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仅占14.4%③，使得城市不能有效利用农村资源优势。
2．历史上两次重大行政体制调整，加重二元经济结构
1983年，中央批准重庆为全国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计划单列城市）时，将经济欠发达的原永川地区的8个农业县并入重庆。当时，全市增加人口728.67万，其中农村人口增加658.34万，增长1.6倍。1982年重庆农村人口为417.23万人，比重为64.07% ，1983年为1075.57万人，比重增加到77.95%。1997年重庆成立直辖市，原万县、涪陵、黔江“两市一地”所辖的22个区县划入重庆，增加人口1493.06 万，其中农村人口增加1331.13万，增加1.2倍。1996年（直辖前）重庆农村人口比重为72.86%,同年全国农村人口比重为70.63%，重庆与全国比只差2.23个百分点，1997年（直辖后）重庆农村人口比重为80.91%，而全国为70.08%，重庆与全国相比高出10.83个百分点。因此，重庆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很大。1997年调整时还带来20个贫困县（区划调整后为18个），贫困人口达到366万④。直辖前（1996年）原重庆市人均GDP为564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1.3%；但1997年计入新划区县后，人均GDP为3913元，仅为全国人均数的70.2%，2001年时重庆人均GDP为565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4%⑤，整体上还没有达到人均GDP800美元的小康目标。
3．工业效益差，扩张能力弱
刘易斯认为，现代工业部门产量的增长会带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现代工业部门就业的提高，这样当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部门的时候就会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推动经济的发展。而现代工业部门产量增长的速度又是由现代工业部门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所决定，资本积累来自利润的再投资。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浪潮，重庆市工业企业资本积累的渠道也由过去单一依靠国家转向依靠国家、集体、个人共同积累相结合，相应地积累渠道也由过去单纯依靠外部输入转向依靠外部输入和自我积累相结合。重庆市的工业企业从资金利税率来看1997年仅为3.46%，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6.92%⑥，从亏损面来看1997年重庆市企业亏损面为57.5%，2002年9月末全市企业亏损面有所下降，仍高达38.6%⑦。这些数据表明重庆市工业企业的赢利能力差，相应地其自身积累能力就弱。寻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重庆的工业属于大规模型企业较少，竞争力也不强，到2001年销售额上100亿元的仅长安集团一家，行业内普遍存在没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和设备老化的现象。据2000年统计70年代以前的设备在化学医药行业占70%，机械工业占58%，冶金行业占40%⑧，设备的先进性不仅无法与其他三个直辖市相比，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剧了经济的二元性
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的原因有四点。首先，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导致农业积累能力弱。目前重庆一些边远农村使用的是铁犁，运用的是人耕或牛耕的原始耕作方法，农业生产的全部投入不过是劳力、畜力及人畜粪肥，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农产品产量低下，大量劳动力无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其次，适宜于农村人员就业的非农产业发展差。农村中的非农产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型企业求职过程的暂时栖息之地，如乡镇企业，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转移的纽带，但重庆的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与城市分割自成体系，同构现象严重，没能与城市工业形成协作整体；在分布上过于分散，不能形成规模经济的聚集效益，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使得重庆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无法释放。再次，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国家政策虽然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但实际上现代工业许多领域对农民劳动力就业存在歧视，有人仍把民工喻为“盲流”，并加以贬斥和否定。从八十年代末，有的地方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农民将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但是必须交纳各种高额费用，极大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最后，农村人员受教育低下也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转移。从重庆市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重庆农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16%，小学文化占56%，初中文化占25%，高中以上文化占3%。当劳动力素质低下时，不易掌握现代化的生产要素，也不易与现代化工业相融合。
三．二元经济存在对重庆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二元经济结构存在不利于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总规模的绝对扩张，而且依赖于产业结构向发达国家类型的接近，即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所谓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则是指产业结构系统从较低形式向较高形式的转换过程。阿瑟•刘易斯认为传统农业一般来讲成本高、效益低，当它不能通过现代技术进行改造、不能与工业的发展同步时，会制约现代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使国内经济结构从仅仅能维持生存的传统农业为主转变为现代化、城市化、多样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的过程。
2．二元经济存在使重庆市经济发展受到需求约束的制约。
农业不仅给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剩余劳动力，而且广大的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在农民收入不能有效提高时，这种潜在的消费市场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消费，从而不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利于政府“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也是工业与农业革命总是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革命的原因”⑨。也就是说，当农业不能有一个显著的发展，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的增加，没有相应的购买力，工业品的生产会缩小(例如，目前很多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大战主要在城市的市场上，如果广大农民买得起，那还是会供不应求的)；另一方面为工业部门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成本将会增大，将会增大工业部门的工资，减低工业部门的利润，不利于工业部门的扩张。
3．二元经济存在不利于重庆市小康目标的实现
党中央在“十六”大上提出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力争国民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作为重庆市来讲，2001年时人均GDP仅为565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4%，整体上还没有达到人均GDP800美元的小康水平。这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重庆市传统农业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党中央所提的小康社会目标是一个发展比较均衡，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逐步缩小的社会，重庆如果不尽快设法转换现有的二元结构，不仅自身的小康目标难以实现，而且会影响全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四．重庆转换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策
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即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张和传 统部门的不断缩小，直到传统部门也现代化，也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式所统治的过程。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现代部门的发展，其二是传统部门的发展。整体经济水平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得到提升。
1．加快工业化进程，提高企业赢利能力
工业化起步是以农业的一定发展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在这一阶段，工业对农业的依赖关系很强。但随着工业部门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加大，工业对农业的依存关系有渐趋减弱的态势。相反，农业对工业的依存关系却随着农业的发展渐趋增强。现代农业是一个开放的国民经济子系统，它对工业的依赖主要表现在它要求工业为它提供资金、技术及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工业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部门，也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主要供给者。加快工业化进程有利于尽快实现二元结构的转换。针对重庆工业的现状，重庆市工业的发展首先要加强政府的投资。赫希曼认为要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仅靠市场机制是行不通的，政府干预必不可少。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投资重庆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重庆地区投资环境，促进重庆与外部的经济、技术合作。其次，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必须按市场经济法则建立强有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重庆市政府要多方面鼓励国有企业经营者调整经营发展战略，完善亏损企业退出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再次，建立高技术产业基地的技术改造专项基金。重庆工业的振兴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努力形成支柱产业更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更快、传统产业优势更突出的产业新格局。最后，适度发展轻工业。重庆市产业结构演化过程中，轻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轻工业一般来说投入资金少，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政府可以引导资金适当发展一些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既可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可以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
2．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扩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
以前农民在非农领域的就业主要是乡镇企业，但是近年重庆的乡镇企业发展态势不理想，因此，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提出新的思路。如在乡镇企业自身的布局上，破除“离土不离乡”的束缚;在产业选择上，应注重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紧密结合;在结构上，应避免盲目追随城市低水平上的同构。在全市整体产业布局上，城市企业与农村企业应利用互补性建立不同层次分工合作关系;一些产业重点项目在符合市场经济及项目布局条件下，能布局在农村的则布局在农村，应摒弃城市偏好倾向。当然，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除了乡镇企业外还要另找出路。一些山区旅游业有很大发展空间。山区可以依托自身地理优势，利用历史古迹，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没有污染的绿色食品，古朴的民族风情发展旅游经济；也可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重庆市农产品加工值仅占农产品总值的28%，低于全国31%的平均水平⑩。因此，重庆市农产品加工有巨大发展潜力。而且通过农产品加工业还可以建立城市与农村的产业组织联系，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3．增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业就业人员的素质
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化，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需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舒尔茨认为：转变传统农业关键在于打破农业本身的封闭体系，转变的契机在于是否有机会得到新的、现代化农业的生产要素。这种现代化农业的生产要素包括特定的物质投入物和顺利地使用这种投入物所需要的技艺和其他能力。提供这种新的生产要素是转变传统农业、进而把传统农业提升为现代农业的关键。目前农业经济的落后主要就因为农村教育很落后，农业就业人员的素质很差。在长期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环境中，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被撤出生产过程后，剩下的劳动者长期形成的行为模式难以改变，会使得剩下的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不会因剩余劳动的撤出而提高，这就需要对剩下的劳动者进行职业教育，给予创新和激励，使之掌握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当农民素质提高后就知道有效使用新的农业要素，就知道如何根据市场的要求去调整种植结构，知道如何去发展高产优质农业等等。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也必须是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对这一部分人员同样需要进行职业培训，才能缩短与现代工业部门相融合的过程，尽快适应现代工业部门的要求。
4．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促進城市和城镇的协调发展
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必须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吸纳能力一致。重庆是一个典型的大农村和大城市并存的区域，发展小城镇是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渠道。贴近农村和农民的小城镇是沟通城乡的重要桥梁，具有可以兼顾二、三产业和农业的发展以及充分利用民间投资等优势，有利于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这要坚持基础设施先行，构建比较完备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和通信网络体系，通过小城镇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缩小城乡差别。因此必须加快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建设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增强对小城镇建设的金融支持和市场服务。各商业银行要放宽小城镇建设的信贷规模，降低贷款利率；政府应推出适当的政策引导民间社会资本对小城镇建设投资。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要避免遍地开花，必须把有限的资金方在刀刃上，投在基础相对较好、能较快产生经济效益，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要有带动作用的项目上。最后，发展小城镇，还必须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城镇社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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