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新的核算办法对于中央政府增强“绿色保护”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各级地方政府转变政绩观念，由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GDP是国家或地区内的居民在一年内所生产或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总和。但是，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成本并未在一般的GDP核算中得到反映，甚至破坏资源和污染环境也能为增加GDP作出“贡献”。因此，在GDP中扣除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成本之后的绿色GDP，更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真实状态。绿色GDP的核算与公示，将约束政府和企业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行为，亦将发展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绿色保护”的能力。
但是，绿色GDP核算遇到技术的挑战。GDP核算可根据市场交易的价格标准，该标准为买卖双方认可，是客观存在的；而绿色GDP核算对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却没有客观的估价。例如，昆明滇池几十年来严重污染，周围农田与化工厂为主要污染源，农田与化工厂所获利润可清晰计算，但污染滇池造成的损失该怎么估计？
这需要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制度与机制的创新。绿色GDP核算既然依赖于资源实物量、价值量和环境污染损失的核算，那么资源和环境就要明确自己的“产权主体”以及该主体对消耗资源或污染环境的“初始定价”。这也是“科斯定理”所提示的政策含义。名义上，“国家”是资源和环境的“产权主体”；实际上多年来正是各级政府亦即各级“产权主体”，用低价或零价确定消耗资源或污染环境的“初始价格”，以此支持经济活动和追求GDP增长。今天在确立科学发展观之后，国家就应大幅提高消耗资源、污染的补偿标准，明示价格，这个标准和价格既是核算绿色GDP的基础数据，也是破坏资源和环境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个“产权主体”不应仅是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政府职能部门，也应该反映民间绿色组织和社会公共舆论的意志，因为资源和环境是不可再生的，关系到社会所有成员和子孙后代的福利甚至其他生物种类的利益。这就要求有关保护资源和环境的信息需要公开透明，有关准入、定价、收费标准的决策需要全社会公众的参与。这些都需要在制度和机制上作出一系列安排。
有人认为，应该用绿色GDP来代替GDP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其实，用GDP指标考核官员有它的历史合理性。20多年来，整个国家就是把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各级政府官员无法不把GDP增长率视作政绩目标来追求。这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态势使然。因为中国若要实现全面复兴，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为此不得不把资源和环境的“初始价格”压到最低，以弥补自身缺少金融资本、人力资源的不足，降低国家初始启动和积累的成本，并驱动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这个掌握全社会资源的庞大系统积极投入到经济建设活动之中。
今天，即使以绿色GDP指标考核官员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虽然人均GDP还不高，但整个国民财富的基数已经很大，在国际上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这时候，我们固然要保护环境和资源，促进经济继续发展，但是当前更重要的是促进国民福利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些包括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教育和文化、建设法治社会、培植道德意识、提高健康水平和消除贫困等等。这些国民福利才是今天的政府官员们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家和全社会对他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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