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5月份探底之后，又连续两个月走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1—7月，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116亿元，同比增长31.1%。统计局未公布单月的投资增长数据，但据摩根大通估计，7月份增速应在32%左右。显然，这一数字同5月份的18.3%、6月份的22.7%相比，呈现明显的回升态势，已经接近4月份34.7%的投资增速。有人据此发表看法说，这印证了国外研究机构长期以来的一个担忧——调控之后的反弹。
二是在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过热的典型行业，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借宏观调控之机加快收购、大举扩张，与民间资本进入这三大行业频频受阻的窘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情形被有的媒体描述为“国进民退”。
这两个颇有些出人意料的变化不仅引起学界、舆论界的关注，也受到中央决策层的重视。针对投资增速反弹，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运用价格机制等市场化手段来提高资金使用成本，遏制投资的内在冲动，特别是要求银行加息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人预计9月份可能会有结果；针对“国进民退”，国务院国资委近日专门发文并召集中央企业负责人开会，提出央企收购活动应遵循的五条“注意事项”，其中首要的一条是“收购活动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严格遵守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关规定”。无疑，经济运行的新动向将在相当程度上左右宏观调控的下一步路径选择。
文章写到，目前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经济运行的上述两个动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有必要将这两种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考量。
我们知道，去年以来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主要起因在于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出现了投资过热。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仍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主体。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中国的这一轮宏观调控采取了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等行政性手段为主的方式。实践证明，这种调控方式较快、较好地发挥了作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然而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事实上成了受波及最大的群体。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宏观调控决不能搞“一刀切”，许多民营企业还是不幸地成为当地政府“切一刀”的对象，一些经营状况并不好的国企却获得了保持甚至强化其垄断地位的机会。
进入下半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有所反复，对行政性调控的质疑乃至指责又多了起来。但调控之后出现反弹并不是因为调控措施本身有问题，相反，恰恰是由于调控手段贯彻不到位、地方政府执行调控政策不力甚至偏差过大造成的。其中，以所有制划线，用不同的政策标准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就是一种最突出的表现。
文章称，我们并不排斥在行政调控的同时配合运用货币政策等市场手段，宏观调控方式的市场化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是，任何决策的出台都不应脱离现实。在当前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完全以市场方式进行调控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当下摆在高层决策者面前的，其实是一个两难选择：采取行政调控，将冒着政策措施在层层下达的过程中被削弱和扭曲的风险，中央需要花很大力气同地方政府博弈；运用市场手段，则可能因为市场传导机制的不健全而“伤及无辜”，使一些原本健康成长的经济主体受到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两害相权取其轻”，作为中央政府，所能做的最佳选择也许就是继续加大对各地方的行政干预力度，确保宏观调控措施不走样、调控成果不功亏一篑。至于诸如加息等价格杠杆的运用，则务必把握好时机和尺度，谨慎推出。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如何保证判断准确、拿捏适度，这的确是个艰巨的考验。
有学者把政府的宏观政策调节比喻为“救火”，认为不能总是长年累月地处于“救火”状态，必须探寻比“治标”更重要的“治本”之策。这话说得在理。问题是，我们无法置眼下最为急迫的“火情”于不顾，为了“治本”就放弃了“治标”。实际上，中央政府在此轮宏观调控中已明显加快了“治本”的步伐。
文章最后指出，可以料想，当中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等)更趋合理，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之日，也将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真正实现科学化、规范化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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